1973年，知青王文清发烧39度，赤脚医生张秀巧给他打了一针，第二天，王文清说针打的地方还痛，张秀巧便脱下他的裤子检查，奇怪的是，那里既不红也不肿，怎么还会痛呢？
1965年国家推行赤脚医生制度，农村缺医少药，公社培训了大批像张秀巧这样的年轻人，卫生部编的《赤脚医生手册》是人手一本的工具书，里面专门有关于注射后不良反应的处理办法。
张秀巧按规程来，生怕是自己技术有什么失误，开始每天上门随访，还会带些鸡蛋和红糖过来。
就这样来来往往了十多天，"针眼疼"始终没有好，张秀巧自己却先撑不住了。
作为一个认真的医生，治不好眼前这一个"针眼"，让张秀巧很难受。有一天随访时，张秀巧没忍住，眼泪掉下来了，她觉得是自己的手艺出了问题。
正是这滴眼泪，让王文清没法继续装下去了。
王文清承认，屁股早就不疼了，"针眼疼"是他编的，为的就是让张秀巧多来几次。
有句话说得实在：人和人之间，是先有了来往，才有了感情。王文清和张秀巧，就是在这一次次问诊里，慢慢有了对彼此的了解。
王文清是1968年底响应号召从北京下乡来的，那一批知青有不少是清华附中、北大附中的学生，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，到了黄土高原，语言不通，劳动不熟，很多人扛不住。
王文清是站长，要替人撑着，帮乡亲们解决纠纷，教村里孩子认字，时间长了，村里人对王文清的印象不错。
张秀巧在随访这十几天里，也是通过旁人口中一点一点拼出王文清这个人的轮廓——他做事认真，不摆城里人的架子，村里人遇上难处，他能帮就帮。
这和张秀巧见过的其他知青不太一样。
1970年代延安地区，北京知青和当地姑娘走到一起的情况不是没有，延安市档案馆保存的知青安置档案里有过这类记录，婚礼一般很简单，在窑洞或者生产队的院子里办，没什么排场。
结了婚的，大多数日子过得踏实，但等到1978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，这些家庭才真正面临考验——是一起回北京，还是留在陕北，或者就这么两地分着，没有一个好选择。
王文清和张秀巧那时还不知道后面这些事，谎言被拆穿之后，王文清把话说明白了，张秀巧愣了很久，没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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